語意翻譯和溝通翻譯的特點: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尤金•奈達首次將翻譯史上長期相持不下的“直譯”、“意譯”之爭歸結為據具體情況而定的對等概念下的幾種模式。作為翻譯行為的兩種基本方向和準則，奈達認為形式對等和動態對等的區別在於各自目的的不一致性，形式對等希望達到原文文本和譯文文本的對等，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原文辭彙、語法、句法結構等語言上的特點；而動態對等的目的是希望譯文接受者和譯文資訊之間的關係應該與原文接受者和原文資訊之間的關係基本上相同，它把焦點放在了兩種效果之間的對等上（Nida，1964：160）。由此，奈達成功地把人們對翻譯研究的焦點轉移到不同翻譯策略可能導致不同譯文的效果上來。然而，在實際的翻譯操作中，多數翻譯在兩者之間仍然難以抉擇。到了八十年代後期，紐馬克提出了語義型翻譯（在目的語語義和句法所能容忍的範圍內，盡可能再現作者的原意，忠於作者）和交際性翻譯（也叫通達型翻譯，類似動態對等的效果，強調忠於讀者，便於讀者接受譯文）（Newmark，1981：39）。紐馬克的論點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奈達理論中的一些不足之處，尤其是他的語義型翻譯較之奈達的形式對等，前者涵蓋翻譯實踐的範疇要比後者寬泛很多。
語義翻譯的特點是：試圖在譯入語句法結構限制內，精準重現原文在上下文中的涵義。P58(attempts to reproduce the precise contextual meaning of the original within the constrains of the TL grammatical structure.)(ibid:46)而溝通翻譯則是：試圖準確低表達原做的情境意義，但使用的語言和傳達的內容，都必須讓讀者容易理解、可以接受。P59(attempts to render the exact contextual meaning of the original in such a way that both content and language are readily acceptable and comprehensible to the readership)(ibid:47)
但Anderman 和Rogers在評論紐馬克翻譯理論一文(Some of Peter Newmarks’ Translation Categories Revisited)則問到：這是介紹兩種完全不同類型的理論嗎?還是指我們可選擇使用其中一種理論在不同的文本裡找出不同的翻譯問題?(whether this actually implies that there are two basic kinds of translation. Are there? Or have we not rather two ways of looking at basically one kind of translation demanding different methods to solve different translation problems within one particular translation?)(Andermn &Rogers, 2003:70)
陳玉萍對上述的問題提出：「紐馬克的這一理論應是針對以某種語功能為主的文本的翻譯方法的選擇問題，比如一部通俗小說，其主要方法應是溝通翻譯，如果需要採用語義翻譯的表達，則應該局部服從整體。」(陳玉萍,2005:92)所以說，一篇文章在採用理論進行時，必須檢視文章屬於何種題材，而且，紐馬克把語義翻譯和溝通翻譯看成一個整體，翻譯中不該只用一種方法，兩種翻譯理論要交替使用才能創造出好譯文。
紐馬克的論點在於翻譯時必須考量翻譯的目的，讀者的需要和文本的類型，而面對不同類型的文本就該採用不同的翻譯方法。他將語言的主要功能分為表述(expressive)，資訊(informative)和呼籲(vocative)三種。表述型的文本如文學作品，私人信件等等，重點是表達作者的思想，所以它的語言刑事和內容一樣重要；而資訊類的文章包含了教科書，學術論文等；最後呼籲文本是用來推動讀者去思考，去行動的，像是廣告作品。紐馬克主張與譯翻譯用於表述類文本；溝通翻譯用於資訊類和呼籲類文本。(semantic translation is used for “expressive” texts, communicative for”informative”and “vocative” texts.)簡單來說，寓意翻譯的譯文是以作者的語言程度為準，溝通翻譯則以讀者的語言程度為準(a semantic translation is written at the author’s linguistic level, a communicative at the readersh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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